就論自由！(七)

近代國家建立於自由的個人的理性合意上，保障個人的生命、財產和自由成為他的責任，雖然因而踏上了〝國家與個人〞、〝自由對上了權力〞的〝dilemma〞，但個人也因此而得到保護。也就是其實近代的自由，是一種〝制約性自由〞的意義，這恐怕也是二十世紀後半以來，政治思想上的主流。回頭看台大生事件，如果是換成恐怖份子的綁架事件，那我們、或者那群人，又將是用何種價值和態度？看待這種事情，或者換個角度，我們應該用何種標準？要求政府用何種態度去處理？

台灣人對自由的根本價值為何的大而化之、和無關心，其實是不分藍綠的共同現象，所以對政府的處理態度與方法，可能評論也是各取所需、一團混亂。大家也許可以回想或觀察，小至春節包機、台灣去中國上大學的認證問題、大至所謂台商的問題等等，其實不就是可歸結到對自由的認知，沒有共識所衍生的問題，這些不就是另一種型態的綁架事件。所以對於政府的處置，是好是壞？也標不出一個該批評或該讚賞的準繩，因此也只能情緒性的認定，或由那群人胡亂發揮。 日本也曾經在１９７５年，日本赤軍連佔據馬來西亞大使館事件，１９７７年日航機劫機事件，日本政府都接受了恐怖份子的要求而妥協。

日本政府當然是基於怕若沒有處置，以作為一個現代國家，恐怕在國際社會上是臉上掛不住的恥辱，但也因日本政府是會妥協、接受條件的外在印象，卻可能使恐怖份子抓住了這個弱點，因而更得寸進尺。這反而也使日本人，更易於被恐怖份子列為目標，而使日本人更危險。所以伊拉克戰爭時，日本人義工不聽日本政府勸告，強行前往而被劫持，這次卻使日本社會，對於自由中的自我責任問題浮上檯面，一個人的自我自由，該不該由整體社會無條件承受？而這個社會的多數不以為然的價值意見，也使日本政府強硬態度得到了支撐。

美國是很典型從不跟恐怖份子談判妥協的國家，可是美國卻也是最講個人自由的國家，雖然美國人因目標明顯而常有人質被挾持，但如果美國政府對恐怖份子有任何軟弱的跡象，卻反而使美國人更易陷入危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