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破之後

社會科學的方法論，在約二百年前約翰米爾已提出，從抽象的裡論開始推論、由實際的經驗中予以檢證的演繹法，和從實際的現實中導出理論的歸納法，也就是抽象的、一般的，或者是具體的、個別的區分的「理論或實際｣的視點。後來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．韋柏(Max Weber, 1864- 1920年)，認為關於客觀〝事實的判斷〞、和加入主觀價值意見的〝價值判斷〞，需要予以峻別區分，而提出另一個視點，也就是事實判斷的領域、或者是價值判斷的領域。而這種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，加以峻別區分的必要性的自覺，不只在社會科學的論爭上必須確立，事實上在大至國家政策、小至日常生活上，如果缺乏這種覺醒不但無法議論，而且是無法妥善溝通，甚至就是紛爭或對立的根源。

曾經有網友指出近期兩大焦點事件，也就是〝南迴鐵路疑案〞、和以台開事件為核心的〝總統親家爆料事件〞之當事人家屬，暴露在鎂光燈前兩種跡近兩極的對照， 一是從容以對、一是幾近抱頭鼠竄，由這個事實呈現而引發一種價值判斷的感慨。〝價值判斷〞往往無法或很困難討論，因為價值妥當性的評價，通常多是屬於信仰問題，但是這兩個已然呈現的客觀事實，卻是一種現代媒體所提供的事實判斷，一種可能已經有意或無意，建立在既定的價值判斷之下、或之後的事實判斷，應可稱之為〝刻意的客觀〞、或是〝蓄意的客觀〞，其本質應該就只是價值判斷而已，這也是存在於台灣現代傳媒，光鮮艷麗表面之下的最大的虛偽與邪惡！

在越戰時期曾經有一個美國記者，在越南碰到越南僧侶自焚抗議，這位記者拿起攝影機努力拍攝整個過程，後來發表到報刊而引起了一些質疑，為何沒有趕快搶救？ 放任一條人命在自己眼前結束！而這位記者也解釋，確實當時有閃過救人的念頭，但他是記者他要客觀地記錄這個場景，另一個意義上，雖然他在當場但他不應該在事件當中！這是日本很多記者都在上課時聽過的事例，這是一個典型的價值判斷無法統一的例子。「我應不應該在事件裡面？｣、就是一個十足的價值判斷，很難有絕對的答案，但是往往也是一個記者，優秀與否、愚蠢與否、邪惡與否的分際處。可是在台灣的記者，很多卻是不只這個〝dilemma〞的程度都還沒能達到， 而是連「我有沒有在裡面？｣都還分不清楚的程度。

前些日子遇到有線電視開放之前，當時是立委的朋友，喝咖啡時他也感慨台灣的政治亂象，再加上媒體亂象，稱讚我預言準確，我解釋說我並非預言家，而只是我讀過經濟學。李嘉圖也說過〝市場的自由、資本主義的諸法則，徹底追求的結果，理論上可達到「最大多數的、最大幸福｣〞，但是實際上長期來看，企業家的利潤趨近於零，而勞働者的賃金收入，則是落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，事實上理論和實際的落差，常使學者白了頭、搔光髮絲，也是造成一般常人對經濟學的事實與價值， 產生茫然和疑慮的根由。

台灣的有線電視，正是向著完全競爭的前景前進，每個電視台的長期利潤趨勢，正應驗著快速低下的模式，為求生存所有可能的手段，都會繼續被運用，對於正處於垂死掙扎的媒體訴說理性，猶如對飢餓的暴民闡述佛法一般。潘朵拉打開盒子之後，所有的災難、疾病…等都飛了出去，但她還知道或記得萬神之父的交代，趕快蓋上盒子還能留住〝希望〞。但是台灣的潘朵拉呢？有沒有足夠的理智蓋上盒子、留下某些東西呢？還是在打破之後、墜入深淵之前，仍不忘運用最後主張或發揮一下，自我的〝價值判斷〞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