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與說 (二)

彭明敏在1964年，和他的學生謝聰敏、魏廷朝，起草「台灣自救運動宣言」，我一直把彭明敏，比擬成日本幕末有名的吉田松蔭，他所帶起的思想的崛起的位階，其實應該也不下於吉田松蔭，我想鄭南榕、甚至之後的台獨運動，多少可能應也有受其影響。在日本歷史學上有所謂的「if禁斷」，也就是歷史不應或不該使用「如果、假使」等論述，因為撫今追昔很容易把必然和偶然混淆，也就是「如果、假使」沒有彭明敏，可能一樣會出現鄭南榕，或者產生台獨運動照樣會進行。

可是沒有彭明敏的「說的台獨運動」，或當時沒有「說的台獨」的空間的時代，那麼如何造就之後鄭南榕？或者其他台獨運動者的思想提起？或啟蒙動能的動機如何產生？當然現在再回首1960年代，當時如果沒有彭明敏，也許也或許，會有其他人其他事件帶動台獨思想與運動，但是可能就必須用創造小說情節式地創作了，這可能就是歷史學的「if禁斷」最深切的意義。歷史如果可以用時間放任調節，那麼必然跟偶然就無法或很難分辨，當時間點可能是視為必然，時間一變遷，可能只是一個偶然，或者幾個偶然接連之後，卻又變成一種必然，這可能就是歷史的硬直性。

歷史可能是擁有「if禁斷」的硬直性，但是未來卻是相反地，它是「if活躍」，也就是充滿了「如果與假使」，飽含各種可能！我討厭所謂的中華文化的最主要原因，就是在於所謂中華文化的愛題者，正是錯置了歷史和未來的方法論！對歷史多用假設或假說，對未來卻是設定導出硬直性，假設了許多自古以來，硬直地指出從今以後。台灣由於國民黨帶來的這種，所謂中華式的餘毒思想的控制、感染，可能就是台灣獨立最大的困難與障礙！

近日台灣社會的話題，所謂國父不國父的問題，其實這正就是國民黨帶來台灣的，中華文化式的餘毒，的具體而微的表徵問題！國民黨強押給台灣的歷史教育，就是用了無數的假說和創造，然後強定甚麼國父給你，也就是假設歷史、卻以此強定未來，而造就了台灣簡直成為柏拉圖的「洞窟的比喻」的真實版境界！現在還有長久居於國民黨所造洞窟的洞窟人，居然還聲勢浩大地要選該黨的領導人，這些人住慣了洞窟，看慣了火光投射在洞壁的影子，當走出洞外對於陽光所指的實體實物，無法認知辨識而排斥，甚至語無倫次、哭天嗆地！

無知是愚蠢的前兆，但是國民黨的餘毒所造就的這些洞窟人，卻是已經成為一種突兀而可憐的存在，國民黨所帶來假設、假造的歷史，強定未來的誤說，卻能囫圇吞棗的蠢做，就是我一直到今日鄙視也輕視，所有投入國民黨的人的原因來由！而中國的散風點火，其實也是荒唐的風涼話！既然那麼在意孫文是不是國父？那不妨就拿去承認不就得了！13億中華兒女的承認，何必在意台灣一小撮人的反對呢？有的人是「只說不做」，有的人是「只做不說」，可是中華文化的病毒帶原者，卻通常是說和做不同調、甚至反調，打擊台獨有如除毒，卻對自身的毒甘之如飴，這應該就是中華文化病毒帶原者，作為一個人先天性的悲哀！